母亲无子，50多岁时熟人把我从南方抱进了家门，从此，我便成了母亲的儿子。我初来时，不足十天，嗷嗷待哺。母亲已无奶，急得眼角通红，抱了我东家西家地寻乳。母亲有病，年老体弱。邻居们东家送来鸡蛋西家送来白面，村上门市部定量供应的一点红糖，也总是优先照顾我家。
我童年的记忆是和母亲的病痛连在一起的。我每每放学回家，常看见母亲被疾病折磨得喘不上气，眼睛瞪得大大的长时间说不出话来。老爹跑过来给母亲捶背，我在旁边吓得大气不敢出，直到母亲的表情缓和下来，我才放下悬着的心，小心翼翼地跑到街上去玩。病痛不只折磨着母亲的身体，也吞噬着母亲的心。从旧社会兵荒马乱中战战兢兢走过来的老母亲，在战乱贫困和疾病中接连失去了两个孩子。这是母亲心中永远的痛。记忆中，同样印象深刻的是，母亲经常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地在村外的田野里哭喊着奔跑，那种情景总吓得我哇哇大哭。
母亲非常慈祥。母亲没文化，就教我村上人都熟悉的那些儿歌：“扯大锯，拉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我印象最深刻的还属：“山老鸹，尾巴长，说了媳妇忘了娘。”由于年老多病，母亲自我刚进家门的那一天起就盼着我早日长大，成家立业。我在应该上学的年龄里和小伙伴们一起进了村西头那所小学。有一次，小伙伴们取笑我，说我是母亲从南山上捡来的。
我哭了，委屈地跑回家问母亲。母亲眼圈红红的，笑着说，全村的小孩都是南山上捡来的。我10岁的时候，亲耳从邻居的交谈中听到了自己身世的秘密。那一次，我没有哭，深思良久后若无其事地回了家。
15岁，我带着对母亲的眷恋和牵挂到30里外的县城去做插班生。母亲送我到村头，嘱咐说：“儿啊，俺和你爷（爹）年纪大了，咱家穷，只要你念得进去，再难俺也把你供到底。”我眼睛湿漉漉地走了。
两年下来，我终于盼来了一个报答母亲的机会。作为特困生，我被学校批准参加了中专入学招生考试。然而，命运对母亲却是着实的不公。由于高度紧张，在首门语文科目考试中我漏做了近三分之一的试题。挣扎着完成了剩余几门科目的考试后，我进入了漫长的等待和自责中。命运到底还是捉弄了我，我终以一分之差与中专学校无缘。想到历尽艰辛、在疾病和贫困中挣扎着、为我牵肠挂肚的老母亲又要面临巨大的失望，我的心中充满了负罪的感觉。复读，是没有可能了，因为第二年不允许复习生考中专。我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或回家娶妻生子，安慰母亲那颗疲惫脆弱的心；或读高中以求三年之后开辟一条更加光明的道路。想到年过七旬的母亲，我的心中充满了矛盾。
读高中，就意味着我那病中的老母亲再受三年的煎熬。三年，对那些平常人家的父母们或许没有那样沉重。在我眼里，这种不知结果的漫长等待，对母亲却不啻为一种精神的折磨。我深深地知道，母亲并无奢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我成家立业，无论打工还是务农，只要我踏实快乐，她就心满意足了。我最终没能挡住自己对未来美好前途的憧憬，决定向母亲吐露心声。
母亲更老了，身体的老迈、病痛的折磨、精神的长期期待，使她像一盏几近干枯的老油灯。当她知道儿子仍然执着于前途未卜的学业时，满怀担忧地问询之后仍然是温暖的支持。
我读高二时，母亲73岁，突然不省人事。我千呼万唤，母亲终于睁开了眼睛。母亲说：阎王爷啊，让俺多活一年吧，让俺看到儿子考上大学。我已经不敢奢望真的有机会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能让母亲在有限的生命里看到我修成正果，放心地离去，成为我最迫切的心愿。高三那一年，我经常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泪流满面。第二年秋天，我终于被师范院校录取，这给久病中的母亲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大二时，我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一起回乡下看望了母亲。
年春天，在我即将毕业的时候，母亲再次病重。我把母亲接到学校所在的城市看病，和母亲一起住了两个月。这多多少少减轻了一点我外出求学以来从未在母亲身边尽孝的愧疚。母亲爱我，爱得太深。早期的丧子之痛，折磨了母亲一生，害怕再次失去儿子的情结始终萦绕在她心中。从10岁时听到邻居的那次谈话开始，我再也没有和母亲提过身世的事。这是我们母子彼此藏在心中的秘密。病重的日子里，母亲经常莫名其妙自言自语地说一些激愤的话，指责别人偷走了他的儿子。
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母亲走完了她76年的人生历程，永远地离开了我。农村的葬礼是很讲究的，按照当地的风俗，亲戚到灵堂前吊孝时，儿子要陪哭，送葬的路上也要当众号哭才足以表示孝心。众目睽睽之下，我到底没哭出来。当我来到村西的大路上，手持“马鞭”面对熊熊燃烧的纸火和冬日空旷的原野，喊着“娘啊娘上西天”的时候......
我，孤独地哭了。（作者：旅美华人王刚）
年春作于临沂，修订于年加拉加斯
载于《沂蒙文学》《山东法制报》《委华报》《欧华报》
收录于散文集《闯荡地球村》，年12月中国文联出版社
鸣谢：
国家一级作家、《沂蒙文学》总编魏然森先生
山东省高级法院法官、原《山东法制报》编辑张豪女士
委内瑞拉《委华报》社长吴景先生
西班牙《欧华报》总编辑辛夷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