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二百年的孤独
——与埃内斯托·贡萨莱斯·贝梅霍的会见
年11月于巴塞罗那
（接上文：《现在：两百年的孤独》（上））
埃内斯托·贡萨莱斯·贝梅霍（以下简称贝）：现在，和《枯枝败叶》相比，在《百年孤独》中出现了语言上的想象因素……
加西亚·马尓克斯（以下简称马）：……噢，等一下，从《枯枝败叶》到《百年孤独》的十五年间，有过许多烦恼，许多经历，天天都在等待着，想看看事情究竟如何。十五年的生活经验和作为作家的学习。
我相信，可以通过写作学会写作。在许多年间，新闻工作迫使我每天写作。现在我写小说仿佛还在报社里工作：我早晨九点来到报社，坐下来写当天的文章，我知道根据我的工作计划该写什么。下午三点结束工作，我戴上帽子离开报社。
贝：不过，不管怎样，在丰富语言方面，你必须做艰苦的工作，因为在《百年孤独》中你使用了一种华丽的语言。
马：倘若听起来不那么自负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种西班牙语我一向就善长，问题是我不需要这样做。你所说的丰富的语言，我当记者时不需要，写我以前的三本书时也不需要。
我的结论是，《百年孤独》必须这样写，因为我的外祖母就是这样讲述的。我曾试图找到更适合这本书的语言，我便想起我的外祖母曾经不动声色地对我讲述最残忍的故事，仿佛是她刚刚看到的似的。于是我觉得，我外祖母讲故事的那种冷静态度和丰富的想象力，是使她的故事让人感到真实可信的关键所在。我写《百年孤独》遇到的问题就是让人相信，因为我自己已相信。可是，怎么写才能让读者也相信呢?办法就是采用我外祖母讲故事的方式。
请注意，在《百年孤独》中，特别是在开始部分，我故意用了大量的古语。后来，从书的中间开始，我的叙述如鱼得水，一帆风顺，甚至在最后一部分，不但有古语，而且有新词和创造的词语以及充分的自由表达，因为我想，这最后一部分反映了我写这本书的愉快的心情。
贝：好了，有意无意地我们来到了怪物的嘴边：避开人们关于《百年孤独》谈过的千千万万个问题，我们谈谈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吧。你对你读过的关于《百年孤独》的评论文章有何看法？有的文章说中了吗？是什么文章？
马：就像你说的，关于《百年孤独》，人们已写了成吨成吨的纸张，说的话有的愚蠢，有的重要，有的神乎其神，但是谁也没说到我写这本书时最感兴的点儿上，这就是关于孤独是团结的反面的观点。我认为这是这本书的本质。
这是布恩迪亚家族的人一个个相继失败的原因，是他们的世界、是马孔多毁灭的原因。我以为，这里有一个政治观念：孤独的反面是团结，是个政治观念，而且是个很重要的政治观念。谁也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说，至少没有人谈到这一点。
布恩迪亚家族成员的失败是由于他们的孤独，或者说，是由于他们缺乏团结一致的精神。马孔多的毁灭，一切的一切，原因都在于此。
是因为缺乏爱。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不善于爱的问题在整本书中以全部的文字描写了。最后，当长着猪尾巴的奥雷利亚诺出世时，小说里说：“他是这个家族百年来唯一由爱情种下的产儿。“
贝：是他灭绝了这个家族。
马：是他灭绝了这个家族。
贝：哪里发表的对《百年孤独》的批评最好？
马：很不幸，不能不承认这一点。最好的批评在美国，就是说，他们是自觉的、修养很高的职业读者，有的思想进步，有的则很反动，就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他们必定如此，但是作为读者都很优秀。
贝：敌人也在了解我们。
马：而且是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了解我们的材料。
贝：这本书的材料组织工作很累吧？
马：这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因为如果不致被材料压得透不过气，你就得在头脑里组织。
贝：你不做笔记？
马：不，只写日记，工作日记：就是说，我如果从这里开始，就得从这里继续，不要忘记这一点。当我写完《百年孤独》、把稿子眷清，当出版社把收到稿子的回执寄给我后，我就给我妻子打电话，把装着写书的全部日记的一大箱子纸毁掉，因为读到那些日记的人会知道书是怎样写的，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哪是合法的，哪是可怖的；就会知道我写作时没有服从文学的实际需要，而只是使用了单纯的技巧。与其让人知道这一切，不如我把它带进坟墓里去，老兄！
贝：好的，不过请坦白地告诉我，为了在写作时不致陷入那团乱麻中，你是不是被迫绘制过布恩迪亚家族的世系图呢?
马：是的，我绘制过。不过，世系图比想象的容易，有一个简单的做法：延续其香火的叫何塞·阿卡迪奥的那些成员，不是叫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的成员。但是何塞·阿卡迪奥第二和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第二的情况除外，他们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可能从孩提时代就分不清谁是谁，在全书中依然如此。有些特征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们的性格既像奥雷利亚诺们，也像何塞·阿卡迪奥们，两方面的性格交叉在一起。另一个特征是在埋葬他们时：他们是同时死的，被装在一样的棺木中，埋葬他们的悲哀的酒鬼们头脑糊涂，把棺木弄混了。看来他们一辈子都是胡涂虫，但是对待死人，就胡涂不得了。
不过，的确，为了写作时不被乱麻缠住，我画过家族世系图。
贝：为什么叫布恩迪亚？
马：因为我觉得这很好。而且，布恩迪亚来自《枯枝败叶》，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像幽灵一样曾在我以前的一切作品里出现，最后终于在《百年孤独》中住下来。
贝：在开始写这部小说时你就决定最终要讲述发动过三十二次战争的上校的一生吗？
马：不，我曾想，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应该像在我的其他作品里一样是个次要人物，只是到过马孔多而已。但那是因为我不知道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是在马孔多出生的，不知道他是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和乌苏拉·伊瓜兰的儿子。他们有两个儿子。在某个时刻，我意识到其中之一就是上校。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性格的是他，是后来叫何塞·阿卡迪奥的，还是另一个叫奥雷利亚诺的。前者身上刺了花纹，曾环球旅行六十五次；后者是孤独的金银匠，最后当了上校。
贝：那么名字为什么重复呢？
马：噢，这在拉丁美洲习以为常：我的名字和我父亲一样。也许你的名字也和你父亲相同。
贝：是的。
马：在我们家，我们兄弟十二人，最小的跟我一样，也叫加夫列尔。当时我去外地上学了，我母亲说她想在家里留一个加夫列尔，就给我最小的弟弟取了这个名字。这是拉丁美洲的习俗。并非我有意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
贝：你怎样写《百年孤独》的？你如何构造小说的？
马：小说的基础是这句话：“许多年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行刑队时，准会记起他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久远的下午。”
你知道，这件事非常真实，我来讲给你听。我写《百年孤独》前的第一个想法，第一个形象——-因为我写一本书前最先产生的东西是一个形象，不是一个概念或观念，是一个形象——是一个老人领着一个孩子去看冰块。
贝：是你外祖父吗？
马：是有一次我外祖父带我去一个马戏团看单峰驼的形象。不过，与此同时，在我们住的阿拉卡塔卡，我从没有机会观看冰块。有一次，香蕉公司的警察局来了一些冰冻的棘鬣鱼。那些像石头一般的冷冻棘鬣鱼引起我的注意，我问了我的外祖父。我外祖父什么都给我解释。他对我说，那些鱼像石头，因为是冷冻的。我问他什么叫冷冻的，他说，就是把鱼放在冰里。我问他，冰是什么东西，于是他抓起我的手，把我领到警察局，他请那里的人打开一箱冷冻的棘鬣鱼，我便认识了冰。当然，必须在单峰驼和冰之间作选择的时候，我便选择了冰，因为从文学上讲，冰更加吸引人。现在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简单的形象居然成了《百年孤独》全书的出发点。
贝：你何时开始写这部作品的?
马：在我十八岁的时候。当时的书名叫《家》，因为我想，小说的故事永远不能脱离布恩迪亚的家。但是那时候我既没有写这样一部作品的魄力和生活经验，也没有写它的文学方法。所以我把它放弃了，写了《枯枝败叶》，这是命运的安排。
贝：因为你写它的时候……
马：对我来说，那就像过节一样，特别是在把书写完、把书拿在手中的时候：书里有嘲弄、有玩笑，有给我的朋友们的秘密书信。我知道我的书不会溜走，便高兴地简单玩起来。
贝：有一件事我想弄清：我读过你的一篇声明，你说批评家们那么严肃地对待《百年孤独》是错误的，因为这部小说一点儿也不严肃。而我认为，这部小说非常严肃，我想，你也这么认为。所以请你告诉我，应该如何理解你的声明。
马：唔，应该这样理解：对我来说，比严肃更可怕的事情不多。而我，老朋友，我来自世界上最严肃的国家，即哥伦比亚。在哥伦比亚，只有加勒比海沿岸地区不严肃。我们这些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人，觉得国家其他地区的人，特别是波哥大的人，是些严肃得可怕的人类。在沿海地区，我们有一种叫作“mamaderadegallo”[i]的说法，就是说，遇到最严肃、最讨厌的事情，仿佛由于害怕郑重而不严肃的对待，如果你愿意，这有点像古巴的说法，其实一样，因为加勒比是一个国家。
这就是我想对严肃地看待这部小说的批评家们讲的话。使我感到恼火的是那些很严肃的批评家的严肃态度。他们刚坐下来就对小说评头论足……这是反严肃的态度。
当然，那时我没有对他们讲不要严肃地看待它，而应该以小说写作的方式去理解它。
贝：他们应按照应该有的方式理解。
马：对，他们应该按照我理解的方式理解，因为他们给小说戴上了主教的四角帽，穿上了主教的平底便鞋，这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贝：你正在写的新书《家长的没落》是用同样的笔调写的吗？
马：不，完全不同。我坐下来写《家长的没落》时，我明白写这本书和写《百年孤独》时一样，我的手是热的，有如闲庭信步。我决定必须完全打乱《百年孤独》用的风格，另起炉灶。怎么另起炉灶？就是从零开始；怎样从零开始?就是我要写一些儿童故事。于是我写了五个故事。你一定读过刊登在《家》[ii]杂志上的一篇，即《巨翅老人》。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iii]给我写信，要我给他寄篇东西去，我给他寄去了这篇没发表过的故事。后来他又向我要别的，我给他寄出了几篇。但不是新写的，我想，他会发表的。都不过是“钢琴练习”，探索在新作里采用的风格。一直写到第五篇，我说：我要写的书就是这样的。
贝：那么，《家长的没落》跟《百年孤独》一样是以关键的第一段为基础的吗？
马：不，也不是。由于小说的结构问题，第一章还没有写完，因为我需要得到小说其余部分的资料。
贝：像你的其他一切作品一样，这本书确实是以一个简单的形象为根据的，对吗？
马，是以一个独裁者的形象为根据的。那个独裁者老态龙钟，独自住在一座到处是母牛的宫殿里。
贝：那个形象是怎样来的？你知道吗？
马：知道……知道，我想我已记不清了。我知道写一本表现独裁者的书的想法是怎样产生的。那是年初在加拉加斯，佩雷斯·希门内斯倒台时。
佩雷斯·希门内斯已经逃走。军政府在米拉弗洛雷斯总统府一间大厅里开会，我们这些加拉加斯的记者凌晨四点在前厅里等待着，通宵都在等待着在那个房间里决定的关于那个国家的命运的通告。
在某个时间，门第一次被打开，一个身穿军服、脚蹬一双沾满污泥的皮靴的军官背对着我们退出来。他端着一支冲锋枪，枪口对着里头对着拉腊萨瓦尔和所有在那里决定委内瑞拉命运的官员。他面朝里，穿着那双皮靴，从我们这些记者中间穿过，下了铺地毯的楼梯，钻进一辆小汽车，走了。
我不知道那个军人是谁，只知道他躲到圣多明各去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刻，不知怎么，我对什么是政权有了感性认识：经过非常谨慎的接触后，逃走的那个家伙失去了政权，如果那种接触不落空，那个家伙和整个国家的命运就会改变。
那么，产生政权的那个火星是什么呢？政权是什么呢？多么神秘的事情啊！我书中的独裁者说，政权就像“热闹的星期六”。
现在我要努力回忆你问我的问题，独自呆在周围满是母牛的宫殿里的那个独裁者的形象是怎样产生的……
贝：为什么那里满是母牛？
马：唔，母牛啊，是的，这很清楚。写的是拉丁美洲的独裁者，他们是封建的、当牧场主的独裁者，是经营农牧业的独裁者。此外，我觉得，在宫殿里，母牛的形象很漂亮。书中甚至有一个场面，写一头牛出现在阳台上。阳台下面的人说：“哎呀！什么臭东西：一头牛爬到总统府的阳台上去了。”在拉丁美洲，独裁者都是牛。
贝：小说是独裁者的独白吗？
马：不。但是就跟独白一样，因为叙述者始终没有脱离独裁者这个人物，独裁者是小说的唯一人物，因为其他一切人物都通过他和同他的接触而存在。由于他是个消息很不灵通的人，读者也总是跟他一样消息很不灵通。
贝：作品的故事发生的国家可以确定吗？
马：发生在一个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对面的海——小说一开始写到了海，因为后来独裁者把它卖给一个大国，变成了硝石和荒漠——就是加勒比海，从宫殿的所有窗口都能看到它。不过，那个加勒比是西属加勒比和英属加勒比的混合物，因为建筑物有许多圣多明各、波多黎各和卡塔赫纳的特点，但同时也有印度人的商店，有荷兰人和海盗。
贝：那么时间对你一点儿也不重要吗？
品：不重要。我给你举个例子：一天，独裁者醒来。他是由海军陆战队扶植的，有一天他们走了，事先签订了一项协定，协定保证他们永远对海关行使管理权，保证他们在黄热病卷土重来的时候有权重新占领国家。他们走了，在港口上留下一条正渐渐生锈腐烂的装甲舰。一天，独裁者醒来，起了床，发现宫殿里的人都戴着红色四角帽：打扫卫生的女佣人、送牛奶的人、卸葫萝卜的勤务兵。于是他问：
“大家都戴着红色四角帽，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告诉你吧，这是因为来了几个扛着许多红色四角帽的陌生人，他们用红色四角帽把东西全换走了：蜥蛋、鳄鱼油、锷鱼皮、雪茄烟、巧克力，你所有的一切，他们都用红色四角帽换走了。”
独裁者从来不说话，而是先思考，先考虑。这时他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打开面对大海的窗子，看见了海，看见了海军的装甲舰，看见了装甲舰后面的三艘停泊着的三桅帆船：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到来了
由此你可以明白我是怎样处理时间问题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要用这一切表现一段时间的历史；所以，对我来说，年代顺序绝对无关紧要。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如果为了诗歌的需要我想让独裁者坐防弹的卡迪拉克，他就坐防弹的卡迪拉克；如果为了诗歌的需要我更愿意让他坐十九世纪的四轮马车，他就坐十九世纪的四轮马车。同一天他坐四轮马车出发，坐防弹的卡迪拉克回来。这不重要。小说采用了多种文学手法
贝：这本书写起来很容易吧？
马：这是一本很难写的书。
贝：为什么？
马：因为我想把它写成首关于权力孤独的伟大诗篇。这样，就必须像写诗一样写它：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贝：你每天的进度如何?
马：现在我很满意，现在我每天差不多写两页。我已写了三年，不过，老兄，有时候一个星期只能写一行。最后我终于习惯了这种工作方式，不管怎样，这种方式和以前完全不同。
[i]意为嘲弄、取笑。
[ii]《家》，指古巴的《美洲之家》杂志。
[iii]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尓，古巴诗人。
长按
